历史学和人类学合成有什么神奇效果?从王明珂     DATE: 2020-01-09 13:06

台湾“中研院”史语所所长王明珂是纳米技术著名的历史人类学家,所研究的时间范围号称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。那么,他是有怎样的经历,他的学术思想与历史人类学又有怎样的关系呢?

虽然王明珂教授是台湾学者,他祖籍也是大陆。父亲当年进入黄埔军校,在孙立人将军手下当兵。败逃台湾以后,孙立人被软禁,手下人没有了依靠,再加上外来人被本地人排挤,他们社会地位很低。大约是这种经历,让王明珂先生特别关注边缘人,注重为历史上的失语者发声。而王先生更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入哈佛深造,当时欧美学术界正在流行历史人类学,这些跨学科的研究给了他以开阔的眼界,让他用丰富的理论和田野考察做出一流学者的研究。

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,国际上历史学与人类学逐渐合流,国际上出现了很多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,当然他们学术源流与立足的学科也不完全一样,加上国内的学者,大致有四类学者关注这一领域。

第一,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范式,主要是以年鉴学派为代表,比较重要人物拉杜里、勒高夫。正如人类学家列维·斯特劳斯所说“历史学研究人类有意识的行为,人类学研究人类无意识的行为”,传统史学和传统人类学的确如此。当年鉴学派代表的历史学者们眼光投向象征、仪式、心态的时候,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就大大扩展开来了。像勒华拉杜里的《蒙塔尤》就勾勒了14世纪法国小村庄蒙塔尤的社会全貌,尤其重点关注了这里居民的心态、习俗、宗教信仰等方面。

第二,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范式,代表人物有萨林斯。人类学侧重于田野调查,也就是注重于实地的观察,而非文献的考察。而历史人类学无疑是把历史文献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之中,人类学家利用已有的方法对历史文献进行文献的“田野调查”。像萨林斯的《历史之岛》等书就关注了18世纪库克船长之死与夏威夷土著风俗、神话的关系。

第三,一些欧洲国家,他们主要立足于民族学、民俗学进行研究,他们侧重纳米材料生产于本民族的乡村文化研究。

第四,中国大陆主要以华南学派为代表,温春来、刘志伟、赵世瑜等人是其中代表,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是中国历史人类学的重镇。我们国家历史人类学主要集中于研究经济史、社会史、民族史方面,同样的,仪式等无意识的东西也会纳入研究范畴,比较有特色的是我国学者相比较其他流派,更加祖先记忆与族谱的研究。比如,赵世瑜教授曾经研究过“大槐树移民”祖先记忆,并完成了《说不尽的大槐树》一书,这书考察了大槐树移民作为一种祖先记忆的广泛性,同时揭露了这种记忆往往是掺着水分的,存在很多问题。

王明珂教授的学术范式,则是对以上四种兼容并包。他曾经留学哈佛,在那接受了系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。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人,一个是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,一个是美国人类学家杜磊教授。值得一说的是,考古学在中国和历史学走的比较近;而在美国,考古学属于人类学。我们可以从王明珂教授的研究中看见他们的影响。比如《华夏边缘》一书大量援引考古发现佐证自己的看法,这在国内历史人类学学者里面是不多见的。

王明珂教授是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?比如他对于宜侯夨簋的考察。首先我们看一看泰伯奔吴的故事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记载:

“吴太伯,太伯弟仲雍,皆周太王之子,而王季历之兄出。季历贤,而有圣子昌,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,于是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蛮,文身断发,示不同用,以避季历。季历果立,是为王季,而昌为文王。太伯奔荆蛮,自号勾吴。荆蛮义之,从而归之者千余家,立为吴太伯。”

这个史记里的故事,讲的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和仲雍,为了躲避王位跑到了后来吴国所在地江苏地区的故事,这个故事真实性历来争议比较大。而1954年出土的宜侯夨簋被文字学家唐兰认为是泰伯奔吴的见证。这铭文的记载被认为是虞侯改封的故事,虞侯夨就是仲雍的曾孙。这些墓葬有北方墓葬特点,陪葬物又具有本地的特色。然而,这真的能证明泰伯奔吴的历史吗?

江苏的湖熟文化遗存的形成年代有争议,大约是殷商到东周或者殷商中期到西周时期。这里的出土文物非常丰富,一些文物被视为与中原的二里头和二里岗有联系。江苏地区在泰伯奔吴故事里是蛮荒的,然而考古发现则否定了这一点。大量的玉器陪葬说明当地已经有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,并且应该有了与中原的接触,太伯奔吴的故事实际上被文物证明了其虚构性。

另外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大量夨国遗址和文物在陇县和宝鸡附近发现,器物多数属于西周早期,学者认为所谓泰伯奔吴的奔吴,事实上就是夨国,也就是虞国。这样来看,似乎泰伯奔吴的故事合理了很多,周人确实在这一带比较活跃,而周人活跃的陕西一带距离江苏路程很远,远不如中原与江苏那么近。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,但是还缺乏更加可靠的证据。

此外,王明珂教授还拿出大量人类学案例,证明考古面貌未必与族群相一致。尽管这一件宜侯夨簋在苏南发现,但也可能存在迁移、仿制的可能,而且出土宜侯夨簋的江南土墩墓,也是土著风格而非中原风格。另外,边缘民族对华夏中国也有大量攀附案例。如果仅仅是看史料,拿着史料与考古发现去生搬硬套,研究结果会变得很不靠谱。而王明珂教授的研究做到了跨学科,既利用考古发现,又关注历史文献,更加吸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。

再比如说,王明珂教授的族群理论对于羌族的考察。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的模式下,考察了汶川、理县、茂县、松潘等地的羌族,他发现从外在客观标准无法确定一个羌族,一条沟有一条沟的语言,有些羌族人很熟练地使用汉语,有些则很熟练的使用藏语。体质上也是靠近藏族地域的长相接近藏族人,靠近汉族人的接近汉族人,服饰和宗教信仰也是受到地域影响,会吸收汉族和藏语的特点。

在西方族群理论之下,造成一个族群的不是语言、文字、文化、宗教信仰等方面,而是这个族群的社会边界。我们确实不会搞错中国人和英国人,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随着地域和环境渐变的,我们很难从长相上区分日本人和中国人、土家族与汉族人、越南人与泰国人等等。所以,《华夏边缘》关注的就是在不同文化的交界处会有这样的边缘人群,他们在客观标准之下是无法清晰界定的。

作者小盒子,文史爱好者,主攻思想史、文化史。最爱西方历史学家贝克尔的名言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”。